1948年11月10日低息配资，华东野战军基本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。
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刚从东北回到徐州的杜聿明提出了一个计划：让李弥兵团坚守徐州，邱清泉和孙元良兵团则从徐州南下，与中原的黄维兵团配合，先集中兵力打掉中原野战军（简称“中野”），然后再折回北上，解黄百韬之围。杜聿明的逻辑很清楚——面对解放军，必须先集中力量击破一路，否则就会到处挨打，完全陷入被动。
然而，在国军内部，像杜聿明这样“敢于进取”的将领已经不多。李弥不愿意独自留守徐州；总司令刘峙也不想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去放弃黄百韬，但更不敢把徐州置于险境——因为一旦徐州失守，他的地位也就不保。最终，杜聿明的方案被否定，蒋介石在南京拍板：
展开剩余79%- 黄百韬坚守碾庄；
- 邱清泉和李弥的一部分兵力向东增援；
- 李弥主力继续守徐州；
- 孙元良则掩护徐州的侧翼；
- 同时，中原的黄维兵团北调，会同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向徐州靠拢。
这样一来，国军在徐淮一带集中了7个兵团，这是整个解放战争中他们最大规模的一次兵力集结。
但从战略上看，这种打法并无新意，几乎是老调重弹：哪支部队被围困，就固守待援，而援军则采取东西夹击或南北夹击的方式来解围。结果往往是：固守的一方没能守住，来援的部队又被阻击，最后甚至自己也被包围。黄维兵团就走上了这条老路。
黄维在11月8日接到救援命令后，率12兵团从驻马店、确山一带拼命北上。一路上，他携带大量重武器，还要跨河、走崎岖道路，更不断受到解放军地方部队骚扰。能在11月18日赶到蒙城，已是相当不易。但当他到达时，李延年、刘汝明兵团却行动迟缓，没能按时会合，结果黄维孤军突出。很快，黄百韬被全歼的消息传来，徐州的国军处境更加危险。
此时，有人主张干脆放弃徐州，退守淮河。但由于津浦铁路上的宿县已失，徐州的兵力若要撤退，就必须先夺回宿县。于是，国防部命令黄维继续北上，强行攻宿县。黄维手下有人建议暂守蒙城，或转向怀远，依托蚌埠为后方再北进，但这些建议都被否决。结果，黄维硬着头皮渡过涡河，离大部队越来越远，愈加孤立。
11月23日，中野诱敌之计得手，将黄维兵团引过浍河。等他意识到自己被包围时，已来不及了。黄维慌忙下令掉头撤退，却犯了严重错误——没有按照常规把后队变前队，而是全军直接大掉头。此时他的前队正与中野交火，撤退行动被拖延，最终到11月25日，黄维兵团被困在双堆集周围二十多个村庄中。
国军统帅部依旧老一套：黄维固守待援，邱清泉、孙元良自北南下，李延年、刘汝明自南北上，南北夹击，打通津浦路。解放军则用熟悉的办法应对：先集中兵力歼灭固守的黄维，再阻击援军。于是，淮海战役进入关键的第二阶段。
中野投入7个纵队15万人围歼双堆集的黄维兵团；华野则抽调8个纵队在徐州以南构筑防线，阻击邱清泉、孙元良——这就是徐南阻击战；同时，中野二纵和华野六纵加上地方部队，在蚌埠以西阻击李延年、刘汝明——这就是蚌西阻击战。刘伯承形象地总结：“吃一个（歼灭黄维）、夹一个（监视徐州）、看一个（阻击李、刘）。”
“吃一个”是全歼黄维兵团，战斗极为惨烈，也是淮海战役的核心；“夹一个”关系到徐州杜聿明集团，影响第三阶段全局；而“看一个”则常常被轻描淡写。实际上，蚌西阻击战打得同样血腥。
负责“看一个”的主要是陈再道的二纵和王必成的六纵。六纵最早抵达战场，独力承担压力。李延年的部队一度打到距离双堆集仅30公里的龙王庙，刘汝明也逼近到固镇。他们兵力虽不如邱清泉，但数量是解放军的两倍，还装备精良，一度让六纵险象环生。
六纵第一道防线坚守4天后被迫后撤，第二道防线又因敌军两翼迂回而坚持仅3天。退到最后一道防线时，粟裕亲自打电话给王必成，严令“不许后退”，并派出增援部队。这才稳住局势。
王必成是粟裕手下的“铁拳”，自1938年加入新四军后，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战役。他在淮海战役中，先围歼黄百韬，再急赴蚌西阻击，战斗惨烈无比。正因如此，晚年的他并不认同“看一个”这种说法，认为蚌西阻击战的艰苦与重要性，绝非一个“看”字能概括。
这场鲜为人知的战斗低息配资，实际上是淮海战役能否最终胜利的关键支撑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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