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没有人是自成一体、与世隔绝的孤岛,每一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。如果海浪冲掉了一块岩石,欧洲就会减少。如同一个海岬失掉一角,如同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的领地失掉一块。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,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。所以,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,它就为你而鸣!”

不过,我隐约觉得,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的引用者所欲表达的情绪,不止悲伤,还有激愤和恐惧。布道词的说教对象,不是死者,而是生者,尤其是那些漠视灾难、嘲讽灾难的生者,这些人自以为与灾难发生地相距千里之遥,与受难的群体并不属于同一阶级,苦难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头上,事不关己,高高挂起,故而他们选择冷眼旁观,甚至冷嘲热讽。这样的态度,这样的观念,遍及古今中外。邓恩的警告,正为此而发。他力图唤醒人类的共同体意识,一起承担这个世界的苦难与恐惧。

《丧钟为谁而鸣》的命意,可谓常识,后世常有呼应。最出名的一则,当属邓恩的同行马丁·尼莫拉牧师所撰写的忏悔诗,铭刻于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。此诗的引用率,似不亚于邓恩的布道词:

尼莫拉之言,更加通俗;排比句与递进结构使其言说力道十足;作者的苦难经历(尼莫拉曾支持希特勒,后来转向反对纳粹,被投入集中营,几乎丧身其中),则为忏悔诗提供了最坚实的印证。这不是一个人的忏悔,而是一个国家与一个世纪的忏悔。

邓恩的布道与尼莫拉的忏悔,究其本质,更多是一种内省,倘视之为批判,那也是自我批判。待其舶来中国,则化作批判的武器,指向自私、怯懦、冷漠与犬儒。就此而言,它们的引用率愈高,所对应的现实便愈发惨烈,灾难便愈发深重。我每每听人说起邓恩和尼莫拉的话,心头不免惴惴,这背后,必定有事故发生。试想,如果怯懦和冷漠不再大行其道,如果“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”,那么我们何必追问“丧钟为谁而鸣?”

由此进入一个我关心的问题:邓恩的布道词与尼莫拉的忏悔诗,作为一种批判话语,效果如何?这些年来,吾国灾难多如牛毛,死神席不暇暖,丧钟长鸣不已,到底唤醒了多少人呢?唤醒了多少狭隘的心灵,唤醒了多少麻木的灵魂,使他们对异己的苦难感同身受,对同胞的死亡铭心刻骨?

事实上,唤醒国人的不是邓恩的“丧钟”,而是死神的丧钟。不是观念,而是现实,鲜血淋漓的现实。与死亡近若咫尺的现实,才能改变一些犬儒主义者,哪怕是短暂的改变;才能打碎中产阶级的幻觉,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比草根好不了多少,两者与火药桶的距离不过是十步与五步之差。

这么说,并非要抹煞观念的力量。我一向以为,观念本身就是一种力量,正如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存在。然而,需要指出,如果观念与思想,企图焕发哈耶克与凯恩斯所期望的那种伟力(哈耶克认为观念与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了历史发展进程,凯恩斯认为统治世界的不是权力,而是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,这一对论敌,对观念与思想之力量的预期却完全一致),则必须与现实结合并互动:以观念指引现实,以现实武装观念。邓恩和尼莫拉的话在今日中国之所以流行,正因其契合了现实的需求,现实选择了两位牧师的话语,并放大了它们的力量。

这里单说邓恩。在我看来,他的《丧钟为谁而鸣》,与其说是一种批判,不如视之为一个隐喻。再也没有哪个追问,能像《丧钟为谁而鸣》这样,在诗意与政治之间,呈现死亡之于时代的紧迫性。

电影《红色恋人》有一句著名台词,大意是,蒋介石的耳朵已经聋了,只能听到枪声。与此相应,我们这个时代,有些人不是耳朵聋了,就是在装聋,只能听见丧钟(那个经典命题:“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”,只有丧钟能够破解,针对死神的召唤,装睡者或者立即醒来,或者一睡不起)。举例来讲,有一官员,在其任上,屡屡打压律师,践踏法治,被舆论讽谏、批评,无动于衷。待其身陷囹圄,这才意识到律师和法治的可贵,可惜为时已晚,等待他的将是无尽的牢狱以及死亡。

当我们听见丧钟的长鸣,悲剧已经发生。当我们需要丧钟来唤醒封闭的耳朵与冷酷的心灵,毋宁是更大的悲剧。当丧钟成为最痛切的呐喊,死亡成为最尖锐的启蒙,亟须反思的就不是个人,而是国家。

当丧钟成为最痛切的呐喊,死亡成为最尖锐的启蒙,亟须反思的就不是个人,而是国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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